“一是现在产业效率要求越来越高，二是国家政策的引导性非常强。”4月18日，在SNEC光伏大会上，中来股份高级副总裁刘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未来光伏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企业一定要围绕度电成本，提高技术含量，用高效率撬动成本降低，想办法将新能源做到跟传统能源一样便宜，而光伏是有这个潜力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2016年我国光伏行业新增和累积装机容量已居全球第一。

       一方面，光伏被认为是不断推进能源变革的巨大潜能之一。天合光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在SNEC论坛开幕式上强调：未来能源革命的方向将是构建以数据共享、智能互联为平台的能源共享机制，形成能源市场化和共享经济下的新型能源体系。

       另一方面，近两年来光伏行业崎岖，组件市场产能过剩，竞争持续加剧，缺乏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的企业难以维持自身发展。“以2015年为临界点，中国进入了能源供给长期过剩的转折点，并且是长期趋势，”招商证券董事、首席分析师游家训表示，“未来新能源行业的竞争将从资源转向技术，要尊重对客户体验的提高和改变。”

       而光伏行业长期存在的“补贴不到位、融资困难、单多晶之争、技术趋于同质化”等问题，短期内依然下行共振，不容乐观。

光伏大国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2016年度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的通报，强调2020年、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达到15%和20%的战略目标。

       截至2016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5.7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34.6%，其中水电装机3.32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20.2%；风电装机1.49亿千瓦，占9.0%；光伏发电装机7742万千瓦，占4.7%；生物质发电装机1214万千瓦，占0.7%。

       根据上一年度全球光伏行业各企业全年光伏相关项目、产品及服务等营业收入、全球出货量、全球并网装机量等财务数据的高低，4月16日，365光伏发布“2017全球光伏20强排行榜”中，全球光伏企业20强前五分别为协鑫集团、天合光能、晶科能源、FIRSTSOLAR，INC.、阿特斯等，中国企业占了20强中的14席。

      “中国的光伏产业已经逐渐走向成熟，但中国的光伏品牌对行业外的传播仍显不足。”世纪新能源网主编张松认为，有品牌才有辨识度，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先机。
　
技术迭代与政策红利

       目前已将背膜业务做到市场占有率25%的中来股份，在两三年前开始找寻新的业务增长点。“做核心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电池环节，根据此前的研发思路，我们聚焦并选择N型单晶双面电池，这是目前市面上能够量产的效率最高的产品。”刘勇告诉记者，由于有技术难点和壁垒，此细分市场的供应链还未培养起来，以后还要面临降低成本的挑战，“方法是将硅片往薄的方向做，同时降低银浆的耗量。”

       新技术无疑是各家争夺市场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晋能科技总经理杨立友认为，“对于电站开发者而言，保证项目较高的收益率意味着降低项目总成本，提升项目发电总量。组件成本占项目初始投资的45%，项目开发中如何选择组件尤为重要。”

       如目前市场上争论不休的“单多晶”，材料本身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多晶组件的发电量衰减低于单晶组件，而单晶组件的弱光性能优于多晶组件。根据PHOTON户外长期跟踪报告，单晶组件和多晶组件每瓦发电量无明显差别，差别主要来源于组件的封装质量、封装材料、衰减等因素。

       “假如大环境在短时期内没有可预见的大上升周期，我们可能把希望寄托在改革政策的红利释放。”申万宏源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李慧勇表示，一方面要警惕中国经济的假复苏，企业误判导致产能过剩，打破国家通过光伏补贴维持的经济平衡局面。另一方面，“要通过真正的产业集中度提高或个体成本的下降来发现行业的春天。”

       在构建未来新能源体系方面，不少企业亦寄希望于“一带一路”、加强国际合作、分布式光伏、光伏扶贫等领域。

        4月18日，法国能源公司ENGIE战略入资联盛新能源，双方表示将在资源丰富地区规划建设大型光伏基地，在其他地区加快布局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至2020年计划累计完成开发超过4GW光伏电站项目。

        晶澳太阳能董事长靳保芳此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晶澳在产品出口方面，加大了海外发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为“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30余个光伏项目供货600余MW，约占2016年晶澳总出货量的12%。

       靳保芳同时表示，中企出海容易遇到海外建设融资难问题。“大部分国内银行体系把光伏贷款划分到受限制区域，并且受欧美双反、补贴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对光伏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对光伏海外项目心存疑虑。光伏产业海外投资分散，同行之间以及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缺乏联动性和协同性。对海外投资环境不熟悉，容易出现盲目投资，风险很大。我国海外投资制度不完善，管理部门相对较多，政策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