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苗连生、靳保芳、彭小峰、朱共山享受资本盛宴时，美国华尔街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率先重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欧美光伏市场亦很快受到波及。
对中国光伏公司最大的打击来自于欧盟市场。
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盟不得不降低政策扶持力度，光伏市场快速萎缩。当年，在排名前列光伏巨头的市场版图中，欧盟市场普遍占据60％以上份额。
在这之前，从华尔街募集大量资金后，中国光伏公司开足马力，大肆扩张，陷入最后的疯狂。
除了李河君，多晶硅价格的暴涨让其他六位首富均将赌注压上。
但扩张后遗症很快凸显，暴风雨将至。
盛宴余温
时间回到2007年。
仅这一年，晶澳太阳能、英利绿色能源、赛维LDK相继上市，将中国光伏产业的辉煌推向巅峰。
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太阳能电池片产量为3436兆瓦，同比增长56％。其中，日系厂商的市场份额下降至26％，中国厂商的市场份额提升至35％。
彼时，中国光伏公司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香饽饽，苗连生在华尔街敲钟时的举动足以佐证。
这位光伏大佬仅仅因为“不习惯”，成为纽交所成立170年来唯一一位在启动仪式上穿西装却不打领带的企业家。
在英利登陆纽交所一年前，施正荣被纽交所聘为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成为30位顾问中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顾问。
但澎湃的浪潮底下同样暗流涌动。
当年，中国光伏产业仍然面临“两头在外”的局面。所谓“两头”，指的是上游原材料和终端应用市场。
在中国光伏公司的助推下，被外资巨头垄断的多晶硅原材料价格疯狂飙涨。
2007年初，多晶硅价格黑市价格每公斤高达300美元；到这年底，价格被炒到每公斤400美元。
但在危机真正来临前，资本盛宴的余温仍然炽热。
上市后，手握大把资金的光伏巨头们开始疯狂扩张，它们的目标正是上游原材料多晶硅料。
上市3个月后，苗连生将采购部的11个手下召集到一间会议室内，宣布组建“筹粮处”，布局上游硅料产业。
这项隐秘战略被捂得严实，筹粮处是当年英利最大的秘密。
时隔两年后，当甘肃敦煌一个10兆瓦的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时，英利与国投报出0．69元／千瓦时的超低价，远低于当年行业内2－3元／千瓦时的平均发电成本。
这个报价惹怒同行，苗连生由此有了“价格杀手”的称号。
此时，外界方知，这位“杀手”低调筹粮两年后，一家名叫六九硅业的子公司给了他足够底气。
“即便在这个价格下，英利仍有盈利空间。”苗连生事后说。
施正荣则“双管齐下”，以应对高企的原料成本。
这位海归博士一边打造另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私人帝国”，另一边则与外资巨头签订长单锁定价格。
早在2006年，尚德与美国多晶硅巨头MEMC签订50－60亿美元多晶硅合同，合同期为十年。
一年后，尚德再次签下大单，与另一美国巨头Hoku签订6．87亿美元的供货合同。
当尚德与MEMC斥巨资签订长单时，一家名叫亚洲硅业的公司在青海低调布局多晶硅，该公司的幕后大佬正是施正荣。
亚洲硅业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在成立不到一个月，这家新公司便获得来自尚德的一份大单——一张长达16年的15亿美元无条件支付合约。
但事实上，直到2008年12月31日，亚洲硅业的第一炉多晶硅才正式出炉。
此外，尚德还向这家公司提供无息贷款。
在施正荣的主导下，尚德不断向亚洲硅业输血。经过一系列左手倒右手的资本运作，当尚德崩塌，这位光伏教父带着亿万身家“黯然”离场。
从美国市场募集4．69亿美元资金后，年仅32岁的彭小峰头顶的明星光环从未如此耀眼。
新首富踌躇满志，决定在江西新余一个叫马洪村的地方砸下120亿元，建设一条万吨级硅料生产线。
一个世界级公司等待横空出世。
这笔巨资让这座地处赣中偏西的小城躁动起来。在撤县建市59年的历史上，新余市从未像此时，在海内外拥有如此大的知名度。
相比之下，同样是豪赌多晶硅，朱共山的步子迈得更快。在赛维上市前，江苏中能第一条产能为1500吨的多晶硅生产线开工建设。
当彭小峰筹划马洪项目时，江苏中能位于徐州的工厂早已生产出第一批多晶硅。
每公斤高达300多美元的售价，让这家新崛起的“中国硅王”赚得盆满钵满。
从纳斯达克上市后，靳保芳掌舵的晶澳相对沉寂。这位最年长的首富此时或许从同行的疯狂中嗅到危机。
在别人疯狂时按兵不动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此时，李河君的大部分精力仍在金安桥水电站。
尽管已下定决心杀入这个朝阳产业，但选择晶硅路线还是薄膜路线，在汉能内部仍有争议。
不久后，当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降临晶硅光伏时，这位薄膜之王将会庆幸当初做出明智的选择。
暴风雨来临
暴风雨始于美国。
当中国光伏巨头涌入华尔街时，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次贷市场发酵。
在南方考察时，靳保芳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过热，市场风险加剧，行业洗牌随时可能来临。
他的判断依据来自于亲眼所见。
在某些东部沿海地区，当地的服装私企纷纷进入光伏行业。一些家庭作坊甚至买上两三台切割机，再买几根硅棒，切成片便能赚钱。
2008年8月，刚回大本营宁晋县，靳保芳立刻决定甩货，将所有原材料和产品处理，不留库存。
这个决策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仅仅一个月后，邢台首富的决定被证实是正确的。光伏市场从9月开始下行，短短两个月内，单晶硅片从每片50元一路跌到30元。
这次操作让晶龙净赚1亿元。
在2008年达到顶峰后，多晶硅价格又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大跌。仅仅一年内，硅料价格从每公斤400美元，跌至每公斤40美元，跌去90％。
按照彭小峰原本计划，硅料投产一年后，投资即可收回成本，但该计划随着硅料价格暴跌成为泡影。
不过，这位江西首富当时或许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扩张。如果此时他急踩刹车，赛维或许不至于滑落深渊无法自拔。
在马洪硅料项目后，2011年11月，赛维又宣布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兴建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高纯硅料生产基地，建成后年生产规模达6万吨，一期项目计划2013年下旬建成投产。
金融危机对英利同样造成巨大冲击。英利绿色能源的股价从最高时的41美元，跌破发行价10．08美元，后又跌至2．37美元。
这个价格被英利的高管戏称为从“地板价”到“地窖价”再到“地狱价”的过程，随便有人拿两三亿美元就可将英利收入囊中。
尽管已预见冬天来临，但现实的严峻超出想象。
此时，苗连生想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策略，于是写了一副对联：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
此后，这位光伏圈内著名的战略家向全公司宣布应对金融危机“三大战役”：针对海外销售的阻击战，针对资本融资的进攻战，进一步确保市场占有率的攻坚战。
为了鼓舞士气，2008年11月6日，苗连生亲自带高管去井冈山誓师，之后开始第一个阻击战。
阻击战的第一步是降价。
井冈山誓师后，英利随即宣布将电池组件从4．1美元／瓦降至2．98美元／瓦，由此点燃中国太阳能光伏企业在欧洲市场价格战导火索。
价格战让同行愤怒，进而担心光伏会变成第二个彩电业。
在多个场合，施正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本事就是降价，中国企业自相残杀。”矛头直指苗连生。
尚德的处境也不容乐观。
通过与MEMC、Hoku等多晶硅厂商签订长单协议，尚德将硅料价格锁定在每公斤100美元以下。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这个决定折射出施正荣的远见。
但当多晶硅价格暴跌，这些长单成为尚德的催命符。仅2008年，尚德库存的多晶硅高达2．32亿美元，由此累及业绩大大滑坡。
尽管施正荣承认自己购买多晶硅的价格“可能不恰当”，但始终不肯承认战略失误。
抛售硅片后，靳保芳反而在危机中看到机会。
每次做决定前，他都会选择花时间实地调研，没有跟随冒进。
但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位低调富豪反而决定“冒进”。2008年10月，靳保芳果断拍板，要求加快晶龙邢台园区、宁晋园区的建设进度。
他的理由是，钢材价格大幅下滑，建材、用工等成本也相对下降，将为晶澳节省下一笔不菲的成本。
事实证明，靳保芳再次赌对。
经过核算，当年下半年，针对两个项目的招标与上半年相比，成本下降25％，1亿元的投资预算，节省出2500万元。
唯一一位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肆扩张多晶硅而未陷入危机的首富是朱共山。
2018年12月，江苏中能三期投产，产能达到1．8万吨，供货量占全国一半。
在多晶硅价格暴跌前夜，那些驰骋在徐州市协鑫大道上的大货车，为朱共山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前期投资或许早已回收。
这位“世界硅王”的另一项应对之策是，决定用多晶硅供不应求的机会，与下游客户签订利润相对要少得多的八年长期战略供应合同。
当寒冬来临，协鑫有了足够厚的棉衣御冬。
无需御冬的或许是李河君。当晶硅光伏公司集体陷入困局时，这位民营水电大王正在筹划金安桥水电站的发电仪式。
这座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境内，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开发方案中的第五级电站，也是该梯级开发中第一个启动的项目。
2011年3月27日，在金沙江岸边的盘山路上，数十辆大巴车首尾相接，慢慢驶向金安桥水电站。
从这天开始，这座总装机达240万千瓦的民营大型水电站将正式发电。
此后，这台横跨在金沙江上的印钞机成为汉能在薄膜领域大肆扩张的最好背书。
每至岁末年初，李河君都会汉能大会上提及两个“传奇”。
一个是从2002年开始，花了八年时间建成金安桥水电站；另一个是从2009年开始，布局薄膜太阳能行业。
第一个传奇已然实现，但第二个“传奇”饱受争议。
